高芳芳 万凌云 | 信源可信度与报道平衡性对受众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和行动意愿的影响研究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2期“风险传播与治理”专栏。

作

者

高芳芳：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

万凌云：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概

要

【摘  要】本研究通过实验考察了气候变化报道中的信源可信度、报道平衡性及其交互项对人们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及其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存在的影响。研究发现，越是“失衡”地报道气候变化，即在报道中强调气候变化的事实及人类活动对其影响，受众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越高，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也越高；气候变化报道的信源可信度越高，人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越强；且当高可信度信源在报道中越是强调气候变化时，人们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和行动意愿越高。

【关键词】气候变化；信源可信度；报道平衡性；风险认知；行动意愿

一、引言

气候变化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气候变化”指的是除在类似时期内所观测的气候的自然变异之外，由于直接或间接的人类活动改变了地球大气的组成而造成的气候变化。2021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第6次气候评估报告强调，由于人类的影响，地球气候正在快速发生变化，天气和气候事件（如极端高温、强降雨、火情以及干旱等）因为气候变化而变得更加严重和频繁，这给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IPCC，2021）。

虽然气候变化的严重性已被广泛认知，但公众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仍有欠缺。既有研究发现，各国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和行动意愿存在明显差别；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公众对于气候变化成因及其影响的了解较为有限；且虽然我国公众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上呈现出积极取向，但其行为的自觉性依然不容乐观（洪大用、范叶超，2013）。气候变化风险的影响巨大，但人们对其认知还十分不足，因此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公众认知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不同于其他能被人们清晰地亲身感受到的风险，气候变化作为一种缓慢的、渐进的环境改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很难基于个人经验被精确地预测和追踪（Weber，2010）。因此，人们对于气候变化风险的认知更多地基于主观的个体感受和接收到的信息（周敏，2014）。国内现有的对环境风险认知的研究多针对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自然灾害等（李文竹，2016），虽然近年来针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少有研究从气候变化报道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媒体报道对人们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和行动意愿的影响。事实上，媒介在对公众解释气候变化风险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当人们对该风险缺乏直接经验和足够知识时。在媒介化的环境中，如何体现并保证气候变化报道的科学性，进而影响公众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和行动意愿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具体而言，在网络化的多元传播环境中，信源可信度和报道平衡性是否会影响人们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和行动意愿，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摸清气候变化风险的传播规律，指导媒体和各类信息发布主体的内容生产和传播，并进一步明确我国受众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和行动意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传播内容的影响。因此，本研究试图从风险社会理论出发，考察气候变化报道中的信源可信度和报道平衡性如何影响受众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及其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行动意愿。

二、文献综述

（一）风险社会视域下的气候变化风险

乌尔里希·贝克是风险社会理论的开拓者，他与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一起把风险问题置于社会变迁的宏观考察中，开创了“风险社会理论”（刘岩，2008）。风险社会理论包括了对风险社会的产生背景、概念、风险产生的原因、风险分配等的阐释，认为在越来越紧密的全球化时代，风险的出现是现代性下的必然产物，风险在根源上具有内生属性（Beck et al.，1994）。贝克认为，随着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风险造成的灾难不再局限在发生地，而容易产生无法弥补的全球性破坏，且风险的严重程度往往超出人类的预警检测和事后处理能力（乌尔里希·贝克，2004/1986）。根据吉登斯的分类，在风险社会中最令人不安的是人造风险，因为这是人类从未体验过的也无法依据过往经验对其做出预估的风险（安东尼·吉登斯，2001/2000）。从这个意义上说，气候变化风险是风险社会背景下典型的“人造风险”。

气候变化深植于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日常关切之中（安东尼·吉登斯，2009/2009）。作为风险社会中的一种典型风险，在气候变化风险个人化的过程中，需要人们不断提高自己的风险意识和风险认识水平，并共同参与到风险预警和风险应对中来。同时，风险是可以被建构和界定的。风险的社会放大研究范式（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指出，风险事件与心理、社会、制度和文化状态之间互相作用，这种作用会加强或减弱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并形塑人们的风险行为，而人们基于此所采取的风险行为可能更进一步造成新的社会后果。这些后果的负面作用可能远远超过对人类健康或环境的直接伤害（如健康伤害、财产损失等），从而导致更重要的间接影响（如群体冲突、社会分裂等）（Kasperson et al.，2003）。这种放大的过程可能由某个物理事件（如意外事故）引起，或起因于某些有关环境或技术的报道（谢尔顿·克里姆斯基、多米尼克·戈尔丁，2005）。由此可见，媒体在对公众解释风险（如气候变化风险）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当人们对这些风险缺乏直接经验和相关知识的时候。那么，媒体对气候变化的报道是否会影响受众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和行动意愿，会产生何种影响，就构成了本研究的基本问题。

（二）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及其影响因素

风险认知（risk perception）即人们对各类风险因素的感受和认识，与每个人的文化背景、社会价值观、利益诉求等要素密切相关（李文竹，2016）。Cunningham（1967）认为，风险认知有不确定性和后果两个部分组成。李红锋（2008）认为风险认知是人们对某个特定风险的特征和严重性所作出的主观判断。换句话说，风险认知是个人主观的对于风险不确定性和风险产生后果危害性的判断，描述的是个人内心对风险的评估。基于以上定义，本文所述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指的是人们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客观认识以及对自身受到或将要受到的这种风险影响或损失可能性的评估与判断。

目前，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公众所认为的风险起因、风险现状、风险源、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风险后果、风险危害程度、风险责任等方面（Kahan et al.，2007；Hidalgo & Pisano，2010；Chang et al.，2016；Sun & Han，2018）。还有学者引入了心理测量范式（psychometric paradigm），从九个不同方面来测量人们对风险的特性评价和风险认知，包括风险的自愿性、影响的即时性、暴露于风险中的人对于风险知识的掌握、科学上关于风险知识的把握、风险的可控性、风险的新旧程度、风险的毁灭程度，人们对风险的接受/恐惧程度，风险后果的严重性等（Fischhoff et al.，1978；Slovic，1999）。既有研究发现，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如个体特征（年龄、收入、性别、职业、文化程度、宗教信仰等）、主观价值（个人情感、生活经验、专家信任、环境价值观等）和社会环境因素（政府政策、企业行为、媒体传播、民间环保组织行为等）（Weber，2010）。目前，国内有关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研究少有通过实验来确认对公众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存在影响的因素并建立因果模型的，也少有研究探讨气候变化报道的呈现方式对公众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可能存在的影响。本研究希望弥补此缺憾。

（三）信源可信度与报道平衡性对受众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和行动意愿的影响

信源可信度和报道平衡性被认为是影响传播效果和受众认知的重要因素。信源可信度指的是信源可被信任的程度，是受众对信息发布主体及信息源值得信赖程度的主观感受。詹骞（2013）提出从拥有秉持社会关怀的新闻专业素质、影响力和管理良好这三个维度来测量网络媒体的可信度。邱鸿峰（2017）认为媒体对公众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在公众对气候变化相关知识和直接经验较为缺乏时。随着网络的发展，除了传统的专业新闻媒体外，商业新闻网站、个人或机构自媒体（如微博大V、自媒体公众号等）等也已成为公众了解气候变化的重要窗口，这些不同的信源在可信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根据信息说服模式，当受众缺乏相应的知识、能力或动机对信息进行处理时，会更倾向于根据信源可信度来对信息本身作出判断，且更倾向于相信来自高可信度信源的信息（Hovland & Weiss，1951）。具体来说，当受众认为信源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专业水平（如《人民日报》），且信源与信息间不存在利益相关时，会更容易认可其传播的信息（唐雪梅、赖胜强，2020）。因此，在气候变化报道中，官方媒体相较于自媒体可能具有更高的信源可信度，也更有可能影响人们的风险认知，本文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a：信源可信度能够直接正向影响公众有关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

新闻报道的平衡性可以影响公众的风险认知。平衡性、客观性和准确性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新闻媒体有义务为受众提供准确的信息，因此在报道具有不确定性和争议性的新闻事件时，记者应该提供无偏见的信息，从不同的消息源获取信息，平衡地报道各方意见，对来自对立面的事实和观点同时予以报道（Cunningham，2003）。在气候变化报道领域，“平衡”的报道原则也为记者所推崇。学者们通过分析《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上的文章，发现即使“全球暖化说”早已成为科学界的共识，但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媒体绝大多数有关气候变化的报道都包含了与“全球暖化说”对立的观点（Boykoff & Boykoff，2004；Kortenkamp & Basten，2015）。引用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观点以期达到新闻的平衡性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公众对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看法（罗伯特·考克斯，2016）。美国报纸在报道气候变化时采用的平衡性报道方式实际上导致了有关气候变化的“偏见性报道”，使得对气候变化的错误认知隐藏在平衡性报道后，为美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推卸责任并拖延应对创造了现实的政治空间（Boykoff & Boykoff，2004）。此类“虚假平衡”（false balance）导致在科学上不占优势的观点获得了版面，这种为平衡而平衡的做法完全忽视了正反观点背后科学证据的悬殊力量对比，使得人们将气候变化看作是一个科学上充满争议的问题，增加了公众认知中科学风险的不确定性（全燕，2016）。美国学者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在报道环境危机时，在三种报道方式中：（1）只呈现与该环境危机相关的科学界主流观点而不报道反方观点；（2）平衡地呈现正反两种观点；（3）呈现正反双方观点的同时驳斥反方观点，后两种报道方式对受众有关环境危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认知影响相似，都无法消减公众对科学争议的错误认知且可能降低人们对风险的认识（Kortenkamp & Basten，2015）。在我国，报道平衡性是否对人们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具有类似的影响，又是否会与信源可信度交互影响人们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呢？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b：报道平衡性能够负向影响公众有关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

H1c：信源可信度和报道平衡性对公众有关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存在交互影响作用。

既有研究表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与人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存在正相关（Boykoff & Boykoff，2004；全燕，2016）。本研究除了希望考察信源可信度与报道平衡性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影响外，也希望了解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是否在信源可信度与报道平衡性对人们有关气候变化行动意愿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因此文章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并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

H2：公众有关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越高，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也越强。

H3：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在信源可信度和报道平衡性与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H3a：信源可信度越高，公众有关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越高，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也越高。

H3b：报道平衡性越高，公众有关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越低，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也越低。

H3c：信源可信度和报道平衡性通过风险认知对行动意愿存在交互影响作用。

三、研究方法

为了回答以上研究假设，研究采用了2（信源可信度：高VS低）×2（报道平衡性：失衡VS平衡）的组间实验设计，形成了4种不同的实验条件。考虑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倾向于通过社交媒体（如微信）获取信息，因此本研究所有作为实验刺激材料的文章按照微信公众号文章的页面设计、标题栏、文字样式、底色等设计了实验内容，从而模拟日常的微信文章呈现给实验对象阅读。

实验材料包括来自两类不同的信源（官方媒体VS自媒体）、采取两种不同报道方式（平衡VS失衡）的4篇气候变化文章。信源可信度被操作化为权威新闻媒体和自媒体，具体来说高可信度信源被操作化为“人民网”这一官方媒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低可信度信源被操作化为“冯站长之家”这一自媒体微信公众号。报道平衡性则参照了前人的研究（Boykoff & Boykoff，2004），将平衡性报道操作化为在新闻文本中同时呈现认同和驳斥“全球变暖说”的观点，且正反双方的论点、论据在篇幅和结构上相似，在引用信源的数量上相同、地位上相当；而失衡性或片面化的报道被操作化为全文只呈现并肯定气候变暖这一观点。所有文章均根据真实的气候变化报道修改而来，采用了同样的排版和呈现方式，篇幅近似。这4篇文章被分别应用于4个实验条件组（高可信度信源+平衡式报道、高可信度信源+失衡式报道、低可信度信源+平衡式报道、低可信度信源+失衡式报道）作为实验材料。

360名来自中国南方某大学的学生自愿参加了该实验，并被随机分配到4个实验条件组中，每组90人。每人都被要求在阅读完本组的实验材料后回答问卷。为了避免受测对象刻意迎合实验意图，他们被告知是在进行公众号改版测评。实验过程设置了一些限定条件，如用不到中位数完成时间的三分之一就阅读完文章和填写完问卷的以及未完成整个问卷的被认为是不合格样本，会被筛选出最终样本。此外，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通过控制检验（manipulation check），实验删除了未能正确回答文本的媒体来源及文本观点平衡性的实验样本，最终得到340份有效的研究样本。

本研究的因变量包括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和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意愿。具体来说，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测量参考了风险的心理测量范式（Fischhoff et al.，1978；Slovic，1999），从4个维度（包括可能性、易感性、严重性和影响）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评估了被试所感知到的气候变化的风险程度（M=3.51，SD=0.54，Cronbach's α=0.81）。研究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愿意，5=非常愿意）设置了4个问题对人们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进行测量（M=3.48，SD=0.92，Cronbach's α=0.80），包括：（1）为了减少燃料排放，你愿意多走路、骑自行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吗？（2）你愿意更多地实践回收利用来缓解气候变化吗？（3）你愿意为了气候原因节约能源吗？（4）你是否愿意抗议可能导致全球变暖的项目？

四、研究发现

在随机分配后的4个实验条件组中，性别的男女比例（χ²=6.69，df=3，p>0.05）和平均年龄（F=1.25，p>0.05）均无显著差异，可见本实验对实验条件的随机分配是有效的。

（一）实验的操纵检验及对研究假设的初步分析

实验中对信源可信度和报道平衡性的操纵检验，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阅读“人民网”文章组的被试（M=3.66，SD=0.61）对信源可信度的评估要显著高于阅读“冯站长之家”文章组的被试（M=3.09，SD=0.70）（t=6.85，p<0.001）；所阅文章中同时平衡地呈现认同和驳斥“全球变暖说”观点组的被试对报道平衡性的评估（M=3.84，SD=0.72）显著高于阅读失衡的或全文只呈现并肯定气候变暖报道的被试（M=2.90，SD=0.78）（t=9.92，p<0.001），可见实验对信源可信度和报道平衡性的操控有效。

如表1所示，信源可信度与受众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r=0.101，p<0.05）和行动意愿（r=0.184，p<0.01）呈正相关；报道平衡性与受众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r=-0.236，p<0.01）和行动意愿（r=-0.131，p<0.05）呈负相关；风险认知与行动意愿呈正相关（r=0.422，p<0.01）。这些相关性与理论预期的关系一致，为验证研究假设提供了初步证据。表2进一步说明了4种不同实验条件下的被试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和行动意愿的差异。

（二）信源可信度和报道平衡性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直接影响

为了验证H1a、H1b和H1c，研究采用多因素单因变量方差分析（ANOVA）来检验信源可信度、报道平衡性及其交互项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影响。如表3所示，报道平衡性（F（1，336）=21.60，p<0.001）及其与信源可信度的交互项（F（1，336）=5.41，p<0.05）能显著影响公众有关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但信源可信度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直接影响未被证明（F（1，336）=2.86，p>0.05）。因此，H2和H3成立，但H1不成立。具体来说，低报道平衡性组（N=168）的被试，即阅读的报道只呈现并肯定气候变暖的被试，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程度（M=3.64，SD=0.58）显著高于高报道平衡性组（N=171，M=3.38，SD=0.46），即所阅报道中平衡地呈现认同和驳斥“全球变暖说”的被试。此外，如图2所示，当信源可信度更高且报道平衡性更低时，被试的风险认知程度会显著更高。换句话说，当高可信度的媒体在气候变化报道中更强调气候变化问题时，受众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更高。

（三）气候变化行动意愿的影响因素及风险认知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验证H2和H3，研究使用了SPSS宏PROCESS插件（Hayes，2013）。基于该插件中的模型8，设定Bootstrap抽样的次数为5000次，置信区间为95%，将信源可信度、报道平衡性及其交互项作为影响因素，将风险认知作为中介变量，检验其对行动意愿这一因变量的作用。结果显示，在该中介模型中（F（4，335）=22.65，p<.001，R²=0.21），风险认知的中介指数具有显著性（index=0.123，Boot SE=0.056，Boot LLCI=0.0189，Boot ULCI=0.2392）。具体来说，低报道平衡性（β=-0.653，s.e.=0.180，p<0.001）及其与高信源可信度的交互项（β=-0.262，s.e.=0.112，p<0.05）会显著增强人们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从而进一步增强人们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β=0.470，s.e.=0.058，p<0.001）；但信源可信度通过风险认知对行动意愿的影响不显著（β=0.297，s.e.=0.178，p>0.05）（见表4）。故H2、H3b和H3c成立，但H3a不成立。研究还发现，虽然信源可信度通过风险认知对行动意愿的间接影响不显著，但信源可信度对行动意愿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β=0.570，s.e.=0.189，p<0.01），且信源可信度与报道平衡性的交互项对行动意愿也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β=-0.255，s.e.=0.120，p<0.05）。图3为根据PROCESS的分析结果画出的信源可信度与报道平衡性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和行动意愿的影响模型。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证实了在网络环境下气候变化报道的信源可信度和报道平衡性对人们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及其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存在影响。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1）越是在新闻报道中强调气候变化的事实及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而非为了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而在气候变化报道中平衡地呈现支持和反对“全球暖化说”的两方观点，受众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认知程度越高，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也越高；（2）当受众越是从高可信度信源（如官方媒体）接触到气候变化信息时，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越强；（3）当信源可信度越高且报道平衡性越低时，例如从官方媒体获取到强调气候变化事实的信息时，受众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程度越高，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也越高。

本研究表明，在气候变化这样的风险议题上，报道平衡性能显著影响人们的风险认知，并进而影响其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事实上，“全球暖化说”（Anthropogenic Global Warming），即“地球正在变暖，而人类活动是变暖的主要原因”，是目前科学界的主流观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科学家所承认和接受（Leiserowitz，2007）。高平衡性的气候变化报道，即所谓“虚假平衡报道”，指的是在报道中呈现的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争议或对立观点比实际证据所支持的更多，或者说记者为平衡而平衡，在报道中机械地将支持和反对“全球暖化说”的两方观点和论据以与实际不相称的形式呈现出来，甚至忽略或隐瞒可能使“反全球暖化说”观点变得没有根据的信息（严俊，2010）。本研究通过实验发现，气候变化报道的平衡性越高，即当支持和反对“全球暖化说”的正反方观点越“平衡”地呈现在新闻报道中时，人们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就越低，其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也越低。这一发现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符，即“虚假平衡报道”实际上会破坏真正的客观性，尤其是在风险传播中（Lichtenberg，2000）。虽然在新闻报道中平衡地展现支持者和怀疑者的观点并提供来自正反双方的观点和证据是记者在新闻报道中常用的做法（Boykoff & Boykoff，2004），有利于记者保持表面的中立，但这么做可能会为公众描绘出不正确的科学图景，进而引发信息偏见，使得受众错误地以为科学界在气候变化是否真实存在且正在发生、人为因素是否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等问题上争论不休。平衡报道原则的目的本是将事实客观全面地呈现给受众，而采用虚假平衡的气候变化报道则借用了平衡报道的“壳”（如在报道中给对立双方相同的篇幅或发言时长，或设置一些根本无需争论的问题甚至伪命题），使得原本简单清晰的科学问题变得复杂化、模糊化，导致科学偏见被放大，这对普通受众来说更具欺骗性，且此种欺骗十分隐蔽。可以说，虚假平衡报道既没有为受众提供真实确切的有关气候变化的知识和信息，也无法帮助受众正确理解当前科学界在气候变化研究上的特定情境和科学进展。经常接触此类信息容易让人们怀疑有理有据的主流科学观点，在错误地将高可信度赋予科学界的边缘意见的同时，也弱化了自身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

媒体报道气候变化本就意在传播风险信息、提示风险危机，从而提高人们的风险认知、促使人们行动起来应对风险。当媒体“失衡”地呈现气候变化风险信息时，即肯定“全球暖化说”，表面看来似乎有悖于平衡报道这一原则，但通过传达并强调“气候变化的发生及人类活动对其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这一基本科学事实，更能降低人们对气候变化风险的不确定性认知，加深人们对气候变化风险的了解，促使人们针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在风险社会中，公众往往会通过批判性视角来评估科学相关的风险（乌尔里希·贝克，2004/1986）。媒体作为科学的社会意义建构者之一，有责任为非专业人士解释科学发展的风险，帮助人们评估气候变化相关科学发现的确定性，理解主流科学界对气候变化的看法，从而准确地认知气候变化风险，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应对风险。

本研究还发现，在气候变化这样的风险议题上，不论是来自官方媒体的新闻报道还是自媒体的信息传播，都能够显著影响人们的风险认知和行动意愿。一方面，当人们越是从高可信度信源（如官方媒体）上接触到气候变化报道时，其针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意愿越强；另一方面，当人们从官方媒体接触到的气候变化报道越是强调气候变化，受众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程度越高，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也越高。因此，在气候变化这样的风险议题报道中，官方媒体尤其需要发挥自身的影响力优势，实时跟进气候变化的最新科学权威发现情况，利用好互联网这一新兴的信息平台进行宣传。既有研究发现，我国官方新闻媒体的气候变化报道较为客观，较少出现“气候变化怀疑论”（Xie，2015），这一点值得肯定。在气候变化风险的传播中，媒体不能为了追求平衡报道原则而罔顾科学事实，最终导致公众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不确定性增加，产生错误的风险判断。因此，需要媒体审慎地采用平衡报道原则，专注真实性和客观性，还原有关气候变化的事实原貌，撰写符合科学事实的气候报道。

在当下的网络传播环境中，自媒体往往另辟蹊径，为了吸引受众、获取流量，利用社会影响力高的科学争议事件策划、生产、传播在严谨度和科学性上有所欠缺的科普内容，这导致“伪科学”和“伪科普”大量涌现（王大鹏等，2018）。在气候风险议题的建构和传播上，自媒体需要注意，不应为了吸引眼球而夸大“气候变化怀疑论”或采用“虚假平衡”的方式呈现有关气候变化的信息，刻意创造冲突性，错误地为科学中的边缘意见赋予高可信度（Dearing，1995）。如果想要更好地回应气候变化风险，让人们都了解气候变化并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来，需要在当下的传播环境中广泛动员各种宣传力量共同加入到有关气候变化的客观报道中来，强调气候变化及人类对其的影响这一科学事实，提升媒体的科学可信度，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提高人们有关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和行动意愿。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面对气候变化风险，我国政府展现了较高的责任担当与治理决心，但是在社会范围内依然存在有关气候变化的风险沟通不足、公众关注有限等问题。媒介作为风险传播的渠道和风险化解的有力武器，在应对气候变化风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了解气候变化报道如何影响我国公众有关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及其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十分重要。这一方面有利于我们理解媒体在气候变化风险沟通中发挥作用的机制，另一方面也能够帮助国家从传播的角度纾解气候变化风险的治理困境。本研究通过实验提供的经验证据证明，气候报道中的信源可信度和报道平衡性能够作用于人们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这些发现不仅为风险传播研究提供了经验材料，还为环境传播和科学传播者们提供了实践依据。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首先研究的样本量有限，且与不少实验研究一样依赖于大学生这一方便样本。研究通过实验模拟的环境与真实的互联网环境也许存在不同，因此在实验过程中可能引入研究者无法控制的系统误差。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改进实验条件，有效避免干扰因素。其次，人们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认知和行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是一个较为庞杂的研究议题，尤其是在媒体环境及人们的信息接触方式越来越多元化的背景下。本研究只是从气候变化报道的角度进行了初步探索，未来还可纳入更多变量如信息接触方式、信息卷入度等进一步探讨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和行动意愿的影响因素。

注 释

本研究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知识社会学视角下争议性科学议题的多元建构与传播研究”（项目批准号：16CXW003）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高芳芳、万凌云：《信源可信度与报道平衡性对受众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和行动意愿的影响研究》，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2期，60-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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